简客留学网 移民政策 朴龙河 自杀 朴龙河金在中痛哭

朴龙河 自杀 朴龙河金在中痛哭

朴龙河

爱情正在直播《爱情正在直播》是韩国SBS电视台于2008年3月5日在水木档播出的电视剧,由申宇哲执导,金恩淑编剧,金荷娜、朴龙河、李凡秀、宋允儿主演。该剧以韩国SBC电视台为故事发生背景,讲述了发生在经纪人张基俊、当红艺人吴升雅、电视剧导演李庆民以及名编剧徐英真之间的故事。

自杀

如今的罗卫平生活充实,还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

13年前的罗卫平每天想得最多的是:“我要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。

”无法排解的工作压力、对生活丧失信心。

死亡成了他唯一能摆脱恐惧和实现自我“救赎”的最后手段。

今年63岁的罗卫平可能是上海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情的重度抑郁症患者、政府工作人员。

对于他及家人来说,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,生活中只有痛苦和灰暗。

那时,没有人相信他还能“回来”。

哈尔滨人落户上海罗卫平是哈尔滨人,在北大荒插队落户时,与上海籍知青相识相爱。

爱人回沪后,两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分居生活,直到1987年,罗卫平才因一项惠民政策无条件落户上海。

罗卫平还记得来沪后,第一次到法院面试时的场景,在人事处办公室里,对方提出了三个条件:一是没有房子,二是没有补贴,三是不能到民庭,因为罗卫平是外地人听不懂上海话,只能去刚组建的经济庭,但需长期出差办案。

出差是他喜欢的,没房子可以住爱人家里。

何况能有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,没有资格挑剔待遇。

整个面试只有10分钟,却决定了老罗此后一生的命运。

“我那时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‘凤凰男’。

”罗卫平说,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,他很快升任为经济庭副庭长和知识产权庭庭长,胸前的奖章挂得满满当当。

案子越多心中“包袱”越重案子越多后,现实中遇到的困惑也越来越多。

“比如有个原本很普通的经济纠纷案件,原告找的是和我有十多年交情的北大荒老知青,被告找的是‘上面’的领导。

到了法庭上,双方自恃托了关系,谁也不愿意让步,根本无法调解。

”罗卫平说。

但更为要命的是,当时的法律法规并不是很健全,这个案子并无具体的法条可循,于是案子可上可下,可左可右,怎么判案本身就在法官的一念之间。

“其实我并不在乎他们各自找了什么样的人,我也想秉公办案。

但问题是没有公可以给我秉,偏向双方的判例都曾出现过。

怎么判,都要得罪人,伤害人。

怎么判,都有心理包袱。

”罗卫平说。

这样的案子还不是一件两件,集腋成裘,心中的包袱越来越重。

再比方说,在处理一起国企破产的案件时,到上海的一家大型企业调查,对方留了客饭,事后还在每个前去调查的人包里塞了200元的消费卡,在场的人都收了,自己不收不合情理。

很长一段时间,这卡就像魔咒一样,长期困扰着他,这算不算受贿?如果案子没有办好,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怎么办?罗卫平说自己的性格过于耿直,许多涉及潜规则的东西自己也无法适应、无法有效处理。

而一旦处理不好,又总是会耿耿于怀,对身心都是一种折磨。

引发抑郁症除了工作本身的压力,还来自自身性格的弱点。

“其实当了庭长,需要亲自办的案子很少。

但长期不服输以及喜欢大包大揽的性格,让我根本停不下来。

但事情揽过来了,又很难做好。

”罗卫平说,凡事种种,内心的平衡渐渐被打破,想要更加奋进,却又力不从心。

后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,尤其是进入了信息时代后,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,自己在外语和理工科方面的知识欠缺,让罗卫平感觉底气不足,尤其是当上了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庭长,看到高中级等法院的知识产权庭长多半是海归或是博士、硕士学位,他内心更加不自信甚至是感觉自卑。

诸如此类的不如意叠加,其实已使老罗病入膏肓,只需一根稻草就可以把他击垮。

最后致命的一击是,当了法官十年都没有发生过被上级法院改判错案,没想到当时自己经手处理的一件案子却被上级法院改判,这好像是对自己过去的“全盘否定”,让罗卫平不能接受。

终于,某天正在伏案工作的他突然晕倒在办公室,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就这样戛然而止。

45岁时确诊重度抑郁“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。

”罗卫平说,长期失眠的结果就是精神萎靡不振,办事效率大打折扣,事情越做不好心里越焦虑,进而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怀疑。

最终精神科会诊,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患者。

“不能面对自己生病,活着又那么累,不如一死了之。

”罗卫平说,那时他才45岁,每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,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

一个人面对墙壁,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应该用什么方式结束生命。

真正面对死亡的那一次,他都已准备好从楼上一跃而下了,结果被妻子及时发现一把抱住,从此妻子陪在他身边,寸步不离。

罗卫平说,每天要打很多针,还要服用各种抗抑郁的药,在全方位照顾下,罗卫平开始有了睡眠,精神状态也一天天好转起来。

妻子慢慢地将药物换成维生素片,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。

罗卫平重新走上工作岗位,只是这一段工作经历并不长,罗卫平的抑郁症再次复发。

“在50岁,人生最辉煌的时候,我办理了退休。

再一次与病魔做斗争。

”从那时起,罗卫平养了一条狗,每天和狗一起奔跑,运动量上去以后,整个人也都觉得通透,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。

“去年,有很多法官辞职,其实就最能反映客观事实。

”罗卫平说,基层法官的待遇不算高,工作量却又很大。

很多学法律的同学当了律师,房子可能买了一套又一套,自己还要恪守清贫,如果没有赤子之心,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会非常大,辞职不可避免。

罗卫平笑言,自己是事后诸葛亮,因为经历过,才能想得明白,看得开。

周围不断有人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展示别人过得比我们好,别人的房子比我好,别人案子比我办得好,别人学历比我高,别人有一个好父亲……很多时候,我们的心里,就在这种比较中失衡了。

但实事求是的讲,现在的问题颇多,官场文化和官场氛围也都需要改善。

”罗卫平说。

作为一个过来人,罗卫平这样总结自己:“那些错误的认知,必然导致错误的行为。

”因无法面对官场的复杂以及输不起的心态,一步步将他推入深渊。

现在的他很能理解,很多人为了政绩,为了升官,不惜一切代价,“但这样做最终会自食其果”。

如今当上心理咨询师如今的罗卫平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

罗卫平在进行心理干预时和别的心理咨询师不一样。

“其他心理咨询师是希望激发对方倾诉。

现在的罗卫平感觉很充实,每年过年他还会邀请“朋友圈”里不回家过年的大学生一起吃饭,这已连续6年,每年设宴至少4桌。

罗卫平的妻子抱怨说:“生过病的人每天还那么忙。

目前,中国官员要面对的心理压力很多,如长期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对官员处理人情世故造成的压力;激烈的职业竞争和职位晋升的压力;强力推进的作风建设、政绩考核、一票否决、官员问责等体制性压力;“众声喧哗”的网络监督和社会舆论压力;官员个人情感和家庭关系处理不善引发的生活压力;在众多诱惑和高压反腐之间的心态矛盾等等。

如中央国家机关就建立了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,除对个体心理问题接受咨询和进行干预外,还定期组织开展“名家谈心理”讲座等系列活动,为官员接受心理管理知识的熏陶和系列心理能力训练提供帮助。

但总体而言,针对官员心理建设的资源还远远不够,效果也并不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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